2、 王老吉
 
去年5月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，加多宝的母公司停止使用“王老吉”商标。今年1月，加多宝凉茶的广告语又遭法院禁令。在加多宝和广药集团的诉讼中，加多宝一直处于劣势。但“对不起体”系列微博看似道歉、实则叫屈，利用这种劣势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情感反弹，赢得了诸多同情。
 
老套的做法是怎样？不外乎几点：第一，法务上反诉王老吉垄断、霸权，第二，痛斥王老吉不正当竞争，第三，曲解禁令，玩文字游戏改改广告词继续上，最狠的无非是揭露法院和王老吉相互勾结的利益关系。
 
传统的办法就好像两个人吵架，争个面红耳赤，揭了黑幕的那个人难免还要得罪法院和政府。但，尽管如此，和受众有什么关系？受众不关心企业竞争，也无所谓谁是谁非。生活已经足够枯燥，谁还看那些义正言辞的公告声明？
 
加多宝的四副“对不起体”图片正话反说，把王老吉的国企基因、不思进取调侃得淋漓尽致。这种向公众示弱，向对手示强，笑着自揭伤疤示人的风度，较之王老吉通过法律打压的气度，显然技高不止一筹。
 
敏感的读者应该还能看得出来，上述两个例子都是在应对中反客为主。没错，在每个人都有微博，人人皆是记者的大环境下，“应对”变成了企业公关的常态，在“应对”中寻找出击的机会才有“正向传播”的可能。就好象下象棋，除了当头炮马来跳的开局，之后的每一步既是在应对又是在出击。应对棋局，应对棋手心理，伺机获取进攻时机。
 
谣言、传闻和偏激的观点是新媒体的特色，你无从得知何处会冒出传言、投诉和批评，“应对”就成了日常公关。
 
某饮料快消品的公关告诉我，他们遇到的投诉、批评和市场推广的量成正比，让他不胜其烦。有的投诉和谣言解释过多遍，但依然被媒体不断引用，譬如会不会杀精的问题。有的谣言背后则是显而易见的利益链条，好象惹上了一群黑社会。听完他的抱怨之后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以我在360的工作经历，遇到的这些问题不比快消品少。
 
以前你可以搞定媒体，搞定写手，实在不行，搞定主管部门总行了吧。现在呢？一个匿名的微博帐号就能爆料，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像手机报那样向几万人群发信息。公关营销越来越被动。夸张地说，即便你搞定了中国3000多种报纸9500多种杂志和所有新闻网站，还有4亿微博用户你搞的定吗？3千万微信公共帐号你搞的定吗？分分钟就能搭建起来的科技类博客你搞的定吗？
 
搞定不再是稳定，摆平也不再显水平。搞定什么，怎么搞；摆平什么，怎么摆，这才是企业公关应该重新考虑的问题。
 
媒体环境的巨变之中，有几个现象尤其值得关注。
 
第一，大量媒体人走出媒体，带出大量自由的大脑。原来被一个媒体品牌覆盖，又被广告客户、主管部门稀释得几乎看不到的观点，如今会在各类媒体上看到。譬如媒体人杨锦麟抱怨杭州机场出租车不打表的问题，经过微博的传播，对杭州的城市形象影响很大。
 
第二，真正有能力输出观点者其实并不多。看到过南方某省宣传部门内部做的一份研究报告，报告显示，微博上真正能够影响大众观点的人数不超过80人，人气不等于影响力。以互联网行业为例，只有20几人具有大众影响力。
 
第三，微信公众平台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，但微信公众平台上传播的内容主要来自微博及其他媒体。因为微信的产品特性如此，决定了其传播力偏弱，能够影响5万人以上的微信公众大号数量还很少。但微信公众平台的精准性很高，更适合定向传播。
 
第四，自媒体网站、科技类博客正在成为门户网站和其他媒体的观点源头，但这些自媒体网站本身的传播力不强。也就是说，门户网站成为这些自媒体网站的内容放大器，自媒体网站作为见地源存在。同时，杂志这种媒体形态也和自媒体网站类似，本身传播力较弱，其内容在经过放大之后才能到达大多数受众。
 
第五，综合类平面媒体影响力式微，公信力削弱。你有多久没买报纸了？但垂直于特定领域的媒体却有独特的优势。譬如浙江某都市报去年营收下滑20%，而同一集团内另一份专注老年人的报纸却连年获得增长。
 
第六，一些公关公司利益驱动自建媒体，随便搭个网站就能够作为新闻源头，成为在某些时候左右舆论影响传播的阵地。
 
第七，受众不在意媒体来源，只对内容平台忠诚，比如Zaker、今日头条等。
 
第八，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已低到极限，但对微博认证用户，认证的微信公众号盲目信任。
 
第九，在微博平台上传播谣言的成本极低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造谣传谣辟谣的能力将成为企业公关的基本素质。连新浪自己都没有办法处理微博上对于它自身的传闻，可见处理谣言时的棘手程度。